认准中医路，弘扬歧黄学
山东聊城市中医院主任医师
聊城市中医学会理事长
谷越涛
[作者简介] 谷越涛，男，1943年2月生，山东阳谷县人。1968年毕业于山东中医药大学医疗系6年制本科。现任山东聊城市中医院主任医师、院长助理，聊城市中医学会理事长，兼任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第三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山东中医药学会理事、肾病委员会委员等职。被山东省卫生厅、人事厅于1995年确定为山东省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教师，于2003年评为“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从事中医临床工作近40年，对《内经》、《伤寒论》的理论和临床应用有较精深的研究，旁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临床擅长治疗肾病、糖尿病、消化系统疾病及内科疑难杂病。主编《土单验方汇编》、《糖尿病独特秘方绝招》，在国家和省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研制中成药新品种“清中化湿丸”。《略谈黄帝内经的恒动观与辨证论治》获山东省第二届优秀学术成果三等奖；《禅——一种独特的非药物疗法》获聊城地区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山东中医杂志》1995年第12期以“疑难杂病辨治名家——谷越涛”为题作了专篇报导。
缘 起
在北京中医药大学读博士的长子谷万里转来张奇文先生的重托，让我为他主编的《名老中医之路》续编写点东西，这让我又高兴、又为难。高兴的是，这使我忆起一九七九年奇文公主持山东省对散在民间的有真才实学的中医进行选拔考试、阅卷、面试等工作期间一起相处的日子，工作之余，常在一起叙谈对中医学术的见解、聆听奇文公的远见卓识，至今仍记忆犹新。为难的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我，能写出些什么呢？思来想去，为不负奇文公重托，就如实的回忆一下我的学医、行医之路吧。对别人不敢说有所裨益，若能对继承父母之业的儿女有所启示，也就心满意足了。
一、步入中医之门
（一）学好文理，练好身体，打下学好中医的基础
我在兄弟姐妹六人中排行最小，因此在家受到“特殊待遇”。为了培养我成才，在银行工作的大哥把我送到县城最好的小学读书，考中学时，又要我报考地区最好的中学，我未负众望，学习成绩一直领先。小学毕业的作文被老师推荐为备考的文章，让全班同学背诵。此后，我还在《中国少年报》、《中国青年报》、《大众日报》上发表过文章。五、六十年代，全国没几份报纸，可想而知，作为一名中小学生，能在这些报纸发表文章的难度和发表后在周围人群中的反响。尽管我文科学得不错，但那时流行的口号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哥哥们一再提醒我：不能偏科，一定要把数理化学好。
那时，毛主席提出的“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和“健康第一”的号召，是学校教育和学生追求的目标。所以在学好功课的同时，我很注重体育锻炼。1959年为迎接全国国防体育现场会在山东聊城召开，我先后被选拔为航海俱乐部和航空俱乐部学员，参加过摩托艇和滑翔机的飞行表演。后来在大学期间，多次参加高校运动会长跑赛和篮球赛。这些都为我以后能应付繁忙的诊务、刻苦钻研探究中医学术打下了良好的身体基础。
（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我的数理化成绩一直是优秀的，但到临毕业报考志愿前，由于当时形势的变化，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在志愿的选择上我却经历了一个大的波动。就在这个十字关头徘徊时，突然想到学医，学中医还是学西医？西医靠仪器检查，离开仪器就有困难；而中医可以用仪器，也可不用，独立自主性强，而且中医与文科有密切联系，我在文科方面又有较好的基础，最适合了。一想到这里，心里有一种异样的兴奋和惊喜，好象埋在心底里的自己最喜爱的东西一下子被发现了，相见恨晚。就这样，我填入了第一志愿：山东中医学院。
接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二天，我就到书店买了秦伯未编写的《中医入门》，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中医，接触我最喜爱的专业。从这一天起，尽管还没有开学、还没有踏进中医学院的门槛，我已经开始了中医的学习，因为我自视自己已经是中医了。就这样，开始了我一生的中医征程，四十多年来，没有一天停止过。我将竭尽毕生全力，向着我所喜爱的专业的顶峰攀登！
（三）珍惜时间，埋头苦学
1962年，国家刚刚度过经济上最困难的时期，在全国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大批工厂、学校下马，中医院校几经周折才勉强被保留下来，但招生数量锐减，整个山东中医学院只允许招50名学生，录取分数之高在解放后是空前的。因此，我们班的同学都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尽管当时还未摆脱饥饿的威胁，但都刻苦学习，从学校领导到各科老师都赞扬62级学生的刻苦学习精神，各年级同学也都称赞佩服我们班的学习成绩。这一年，卫生部对中医院校又特别提出“打好基本功”，强调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强调对经典著作的背诵记忆。在这样的氛围里，自己除完成规定的学业外，充分利用课余点点滴滴的时间，扩充阅读范围。
但是，当时强调“政治挂帅”，如果你一心学习、成绩突出，就很容易被扣上“只专不红”的政治帽子而被批判。为了保护自己免被批判，课余时间、星期天尽量不在教室学习，约二、三好友到附近山坡，或晚间在昏暗的路灯下，背诵中医经典。而在考试时，有时故意答错或漏答试题，不让分数过高引人注意。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这些事情的发生简直是不可思议，但那时的政治形势的确如此。
（四）因祸得福，深研《伤寒论》
1963年春，我因发高热被送往某省级医院急诊科观察，未查出明显病灶，输液后返回学校，夜间体温又升至四十多度。同学请来给我们讲授《内经》的张珍玉教授，他观察腮黏膜后断定我患了“麻疹”，立即被送往省中医院住院。20岁患麻疹，成了医院一大新闻，不少实习、进修大夫去看。这一住院将近一个月，耽误了上课时间。这期间正赶上李克绍教授讲《伤寒论》课，当时，全社会都在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学校更不例外，同学之情加上雷锋精神的鼓舞，我的各科笔记都是同学们分工给抄的。出院后，我就抓紧时间补习功课。惟独《伤寒论》光看笔记弄不明白，问周围同学、看参考书，疑点仍解不开。我只好在课前、课后请教李克绍老师，但李老师从不轻易告诉答案，他总要问你几个为什么，让你去思考，看你实在弄不明白了，他才启发式地引导你一步一步找出答案，这往往弄得我面赤汗颜。但正因为这样，使我对《伤寒论》越来越感兴趣，对方证机理的认识越来越深入。直到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在临床上每遇到疑难问题、疑难病症，就随时请教李老师。在百思不得其解的疑似证面前，有李老师只言片语的指点，如同暗屋的窗纸被捅破，心中豁然开朗，那种让你触类旁通的体会和喜悦至今不忘，使你在理论上得到升华。原来，理论就是这样指导实践的！中医理论是把无形的钥匙，只要用准确了，什么疑难病症都能迎刃而解。
就这样，一个问道，一个授业、解惑，正是中医学术使我和李老师心心相通，每次见面，三句话不离本行。我向他汇报经方运用的心得体会，他给我评判指点，我用事先准备好的小本子详细记录，回家后再进行整理。李老师对学生能成功的运用他的学术思想于临床、并取得立竿见影之效感到由衷的高兴，经常向其研究生讲起我以及我治疗的那些典型病例，因此他的研究生以及后来不认识我的学生，也都知道我的名字。《伤寒论》是学好中医的必读之书，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精髓。“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我对《伤寒论》用功最深，至今仍珍藏着当时的听课笔记，在此后长期的临床工作中，结合实践经验和学习体会，又不断加以充实，笔记内容也越来越丰富。
七十年代中期，能反映李克绍老师主要学术观点的代表作《伤寒解惑论》初稿写完后，李老师就把它交给我，谦虚地说：“你给我看看，有不对的地方，尽可能地修改。”这是老师对我的极大信赖，是我进一步学习《伤寒论》、领悟老师学术观点的难得机会。我仔细地阅读，连一个标点符号都认真对待。最后，应李老师的要求，在书中“古方今用”部分，我补充了几则扩大经方运用范围的病案，都被李老师收录其中，并注上我的名字。李老师提携后学的宽阔胸怀给我以极大鼓励，我在1981年第1期《山东中医学院学报》发表的“热入血室”一文，完全是在李老师对于热入血室证的理论指导下进行临床辨证和治疗的，其立竿见影之效，完全证实了李老师理论的正确性。该文曾被多家杂志引用，后来又被选载于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教材第五版《伤寒论讲义》中。临床疗效是检验中医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对历代中医理论争论不休的观点学说，只有验之于临床实践，才能判明真伪。李老师对《伤寒论》的解释，经得起临床的检验，得到了大量临床验证。后恩师仙逝，我遥赴奔丧，更感其对《伤寒论》的精辟诠释将永放光芒，在仲景学说研究的历史长河里，耸立起令世人瞩目的航标。
（五）明师指点，入道关键
三年的中医理论课结束后，1965年安排半年的教学实习。这是把理论应用到实践的第一步，这一步走得正或歪，对学中医的人一生中在中医学上选择什么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辨证分析四诊所得，按理法方药的程序对患者进行治疗，这是中医入道的前提。中医的思维建立起来了，思想方法对了，照此下去，便可步入中医学之堂宇。但真正能走此路者并不多，因为走这条路的前提是要学好中医理论，但恰恰就在这最重要的一点上，很多人没有达到。因为要学好中医理论并非易事，不如走另一条道，似乎那是一条捷径：省力气、不用背经典、不用背药性、不用背方剂，只要根据西医诊断用中药就行；用药也是根据什么药能抗菌、抗病毒、能扩张血管，什么药能降血压、降血糖等等；根本用不着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君臣佐使配伍等等。可想而知，这样开出的方子能叫中药方吗？顶多是植物药的大杂烩，谈何疗效？
在这重要的十字路口，周凤梧老师的指点使我没有迷失方向，他在我的“门诊试诊病历”上，用红笔三言两语点出了病机，抹去根据化学成分加上去的那几味惟恐原方不杀菌、不消炎的药味。复诊时的显著疗效让我深刻体会到：辨证用药，就能杀菌、就能消炎，画蛇添足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大学毕业后，根据组织安排，我被留校任教并在省中医院内科上班。宿舍被安排在学院唯一的一座条件相对好的二层教工宿舍楼（多年后，该楼又被改造成留学生宿舍楼）。那时，几位单身老教授都住在此楼，有张珍玉、张志远、叶执中、徐国仟、杨紫垣等诸位老师，还有住得稍远一点的李克绍老师、刘献琳老师。他们都给我上过课，这为我随时请教诸位老师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每天晚饭后，我就带着白天门诊时遇到的问题、疑难病症，请教各位老师。这些老师在调入中医学院前，都是既有高深的理论又有多年实践的一方名医。他们的每一次点拨，都使我在理论与实践上提升了一步。有时，在老师那里遇见求诊的病人，我也切脉望舌，给老师抄方，我自己也把病情记录下来，病人走后再请老师分析病情、方药，回宿舍后再查找有关资料。
在我刚刚进入临床的关键时期，有幸得到这么多高水平老师的指点、教诲，受益终身，是他们使我没有误入歧途，使我能够沿着中医固有的正道一直走到今天。
（六）看病不在多，贵在举一反三
毕业实习时，主要观摩老师看病，自己独立看病的机会不多。每遇到能自己独立诊治的病人，那可真是象对“上帝”那样认真对待。看病时不用说，看完病以后，并非万事大吉了，而是针对这个病复习课本、翻阅课堂笔记、看任课老师当时是如何讲的，再查找有关这个病的参考资料，把有关的方剂配伍、药物性味、功效汇拢在一起，以备病人复诊时出现的有效或无效等各种变化，到时能从容处理。就这样，尽管只看了一个病，却学到了好多新东西，温故知新，渐渐能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如果不这样下工夫，即使看的病人多，辨证模糊，用药杂乱，看好了，不知所以然，看不好，也不知所以然，则虽多无益，害人误己，忙碌终生，终无所获。
（七）四诊不厌细，细中求真知
“天下大事做于细”，从细小做起，是成就大事的根基；粗枝大叶则可能贻误时机，功败垂成。“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观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看墙下之阴，而知阴阳之变”，这些有益的格言，揭示了见微知著的道理，对中医四诊资料的收集，很有借鉴意义。历代医家的著述中，可找到不少面对疑难病症走投无路时，由于仔细观察病人，终于找到能反映病机真相的细微症状，而收到药到病除的效果。现代的理化检查越来越细，但代替不了中医四诊对病人的仔细观察。
毕业实习时，在西医病房值班，对一些特殊疾病而病人又愿意服中药的，征得主管老师同意，我就仔细四诊、认真辨证，开方后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再分析推断：如果我的辨证准、用药对，服药后多少分钟能出现什么反应、哪个症状能先消失，哪个症状会随后消失。并且我把这些推断写在纸上，第二天起床后，就往病房跑，仔细地询问病人昨晚服药后的反应，是否和自己推断一样。有些病例的反应恰入所料，可想而知，当时自己的心情是多欣慰。因为这印证了中医的理论、辨证的准确性、方剂疗效的可靠性，由此获得的经验和体会，终身受用不尽。
二、体悟中医医道
（一）偏僻的山区农村，再现中医辉煌
1965年，我参加山东省委社教工作团到日照县搞“四清”运动，当时工作团的纪律是：不能暴露个人原来身份，只有一个身份就是省委社教工作团团员。所以下到农村后，即使遇到病人也不能看。但是有一次，一个贫农四清积极分子患肝硬化腹水、面色紫黑、无钱就医，时常出现鼻孔大量流血，每次鼻出血前先感头胀痛，一次流血一碗多。我就给他用最简单的偏方：当地盛产白萝卜，是主食“三合一饭”（地瓜、豆糁子、萝卜条）的成分之一。我让他绞取鲜萝卜汁多半碗，加兑米酒（当地习俗，家家自酿米酒），一次顿服。翌日，病人告知，服萝卜汁后，鼻血立止，并且感到全身舒适，面、唇黑紫色明显减轻。此后，该病人未再出鼻血。道理很简单，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行则血行，气止则血止。萝卜降气，气一降，血不上行而鼻血止。病人没花一分钱，我也没暴露医学生的身份，又从此病例深刻体会到中医医理之神奇，可以说是一举数得了。
1967年冬，在临沂地区蒙阴县搞教育革命探索时，驻蒙阴县医院，并常去各偏僻的公社医院巡回医疗。一次，一位四十多岁的男性病人小便癃闭，小腹鼓胀、疼痛难忍。我切其脉沉细弱，诊为气虚、气化不行，补中益气汤为的对之方。征得病人同意，急煎补中益气汤加桔梗6g一剂，若无效，再行导尿。我为观察疗效，亲自去取药、煎药，尽快让病人喝下，约十余分钟后，病人曰有尿滴出，急去厕所，尿渐排出。此即“提壶揭盖”法，让人终生难忘。
在农村开展医疗工作，所接触的患者多没有经过治疗，或者没有条件到城里大医院治疗，因此可以更好的观察疾病的自然进程，发挥中医药简便验廉的独特优势。广泛接触农村患者的实践使我认识到，农村基层是中医药大有可为之地。
1970年秋，根据我的要求，由山东中医学院调往阳谷县石门宋医院。石门宋乡因为养猪多受到毛主席的表彰而闻名全国，各省市参观者络绎不绝。一天傍晚，某粮所所长言其八十岁的老父亲发烧、神志不清已三天，虽经输液不见好转，请我出诊。病人意识不清，不能言其所苦，测体温38.5℃，血压240/140mmHg,腹胀大，按之，面有痛苦之色，以竹筷撬开口，见舌苔黄褐厚燥，舌质暗红。问其家属大便情况，言自过80岁生日那天，进食油腻较多，至今已五天未大便。切其脉沉弦有力，一息近五至。诊断为燥屎内结、腑气不通，屎气上熏清窍而致昏迷。处以大承气汤原方。因其年事已高，剂量从中量开始，嘱病家服药后2小时若不大便，再来取药。2小时后，其子言将药灌下后仍不大便，也无其他不良反应。知病重药轻，遂加大剂量，再取一剂。翌日晨，其子到医院告知：第二次灌服中药后，至下半夜排出如算盘珠大小黑硬粪块五、六枚，掉在地上，砸得地面噹噹响，脚踏之不变形。排便后，病人神志渐清醒。我再去出诊，病人躺在床上已能向我打招呼，测体温、血压均降至正常。
此例病人再一次验证了伤寒方的神奇疗效，再现了张仲景的如实描述：“阳明病，谵语，有潮热，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宜大承气汤下之。”
此后，我对这类急重危症纯用中药又治疗多例，皆一剂转危为安。中医药不能治疗急危重症吗？中医药疗效慢吗？事实胜于雄辩。但这要有一个前提：病家信得过你。病家能否信任你，那要看你的中医真实水平、你的治疗信誉怎样了。另外，还有一个环境条件，这个“环境”不是卫生环境，而是治疗环境。这样的危重病人，在大城市，靠中医纯用中药治疗的，已经很难见到了。久而久之，中医本身对这类急危重症也失去了治疗经验，即使遇到，恐怕也以输液为主，绝少再想到用中药了。
但这也非绝对，机会还是有的。一年前，病房一位尿毒症患者，年近70岁，遍用西药、血液透析多次，渐出现深度昏迷，只待时日了。其女是本院护士，有人建议她让我开中药，总比坐以待毙强。患者全身浮肿、腹胀大，撬口观舌，舌苔黄褐腻厚而润，脉沉弦数而结代。导尿，日尿量不足100ml。辨证为湿热壅阻三焦，枢机不利，少阳生气被扼。应当治以清化疏利，助少阳疏转之机，使少阳之生气得萌，庶几可救。给予温胆汤合五苓散加减，先服一剂。翌日其女曰：昨晚9时许鼻饲中药后，至天明已排尿2000ml，神志渐清。出院后坚持服中药，肾功能也渐至正常。
这就是说，偏僻的山区农村，中医固然可以发挥作用、显现威力，在大城市、大医院，在西药疗效不佳或无效的情况下，中医药仍然可以发挥作用，事在人为，关键看中医的水平和疗效。
（二）要学点金术，不要黄金山
大家都知道点金术的故事，这一点对学好中医尤为重要。中医理论中天人相应的整体观是涉及宇宙的高层次的思辩哲学，对宇宙万物、人体生理、病理、药物等都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进行认识的。在诊治疾病的过程中，如何把这一理论正确地运用到辨证论治的全过程，是进入中医堂奥的关键。但不少初学中医者，往往只看重老师的一方一术，却忽视了如何运用中医理论进行辨证的思维方法。方法的学问是最根本的学问，学会了辨证思维方法，你就能灵活地应对任何复杂的疾病，哪怕这个疑难怪症是你第一次遇到，但你也能很有把握地进行治疗，收到预期的疗效。
常常有学生问我有什么验方，我的回答是：离开辨证论治，从来没有什么验方、秘方。所有的方剂都是针对一定的病机的。没有说明病机的任何“验方”、“秘方”都是不可信的，用起来都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因此，跟我学习的学生，我不要求他们忙于记录我用的方子，而是时时提醒他们，这个证是如何辨出来的。“证”是整个诊治过程中画龙点睛的关键，“证”确立了，中医的诊断就完成了。“证”是客观的、唯一的，决不是有人说的“一个先生一个样”。当然“证”是变化着的，虽然有相对的固定。“方”是对应“证”的，一个“证”只有一个方剂最的对、疗效最高。高明的中医就在于他能迅速准确地把握住“证”，选准最的对的方剂，从而使疾病迎刃而解。只要中医的理论水平上去了，思维方法对头，要达到这一步就不难了。
（三）用药精专，体悟医道
《内经》对“大方”、“小方”的定义是“大者数少，小则数多”。这和我们一般人的看法相反。那些药味少的方剂才叫大方。大就大在药力大、药简力专效宏，而非药味多、重量大。那些药味多、重量大的方剂，其实是小方，因为药味杂乱、貌似大，但其药力互相牵扯，作用已经很小了，所以是小方。
我们行内人知道这个道理的反而不多。三十多年前，我行医的早期，给一位七十多岁的患者开了大承气汤加味，共五味药，其子去药房取药，稍倾返回诊室，责问我：“怎么就这点药，才四、五角钱一付？”我还未及回答，其父斥之曰：“你懂什么，这才叫大方哩。快去拿药！”我又惊又喜：“你怎么知道这个道理？”老者曰：“解放前，东边沙河一带，有个河北来的游方医，找他看病的人很多，是听他说的。”我想，这位游方医很可能是位高手【很可能是河北张大昌先生的弟子之一吧。向民间无名的中医高手致敬！！！】，但后来不知下落了，实在可惜。
一次，我到外地市给一位政协主席看病。复诊时，政协主席说：“吃了你的药，我总结了三个字。”我问：“哪三个字？”他说：“少、贱、效。”我说：“哦，稍见效，效果不大好吧。”他解释说：“少，是药味少，以前吃的方子，都是二三十味药，没有那么大的砂锅，就用大钢精锅煎药，熬得快干了，倒出来还有三大碗；你这方才十味药，量不及其三分之一。贱，是便宜，以前的药方都四五十元钱以上一付，你这方一付还不足十元。效，是疗效好，别看药味不多又便宜，还数你这方子效果好。”
多年来，坚持用最少的药味、最小的剂量、最便宜的药物，达到最快、最高的疗效，这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这不但是为了病人，也是为了自己，只有把辨证用药升华到这个层次，才能更深刻的体悟中医医道。
三、把握中医学术特点
（一）经验须积累，辨证是关键
1979年我奉调新成立的聊城地区中医院，先后负责内科、医务科工作，虽从事了医疗行政工作，还兼任了一些社会职务，但我始终坚持临床，数十年如一日地积累临床病案，这些工作虽然琐碎辛苦，但宝贵的病案资料对总结临床经验必不可少。
在临床实践中，对中医经典，特别是对《伤寒论》的研究和运用体会颇多。推崇仲景的辨证论治之道，擅用经方，但不囿于经方、时方之争，根据证情何方最佳即选何方。对湿热病证注重舌诊，根据舌苔的厚薄、色泽，结合三焦辨证，或清热或泻热，或利湿或燥湿，随证佐以清透、疏理之品，如灵活运用蒿芩清胆汤治疗因而致三焦湿热或少阳枢机失调为病机的多种病证，均获佳效【作为李克绍先生的高足，从经方转向时方，从小柴胡汤转向蒿芩清胆汤，非常值得思考。恐怕经方不足以尽愈诸疾，必须以时方作为经方的重要组成。临证必须灵动多变，否则无异于坐以待毙】。对内科疑难杂病的辨证治疗，善于抓住病机，独辟蹊径，屡起沉疴。求诊者也逐渐由本地区扩大到来自省内外，许多患者是口碑相传，互相介绍，远道慕名而来，甚至经亲友介绍从国外专程前来求医者也屡见不鲜。无论雨雪天还是节假日，天不亮就有很多患者在排队挂号，门诊都需要限量挂号，为了照顾外地患者经常延迟下班。
（二）疗效是硬道理
多年来的基层中医临床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临床疗效是中医理论和实践的试金石。中医临床水平的高低，体现在运用中医药治疗疾病的中医师身上，并不由医院级别的高低所决定。而西医诊疗水平的高低，则主要体现在其所处医院层次级别的高低，这是由于对仪器设备条件越来越高的依赖性所致，正如老百姓所说的“一级医院一级水平”。因此，高水平的好中医不一定局限在高层次的医院，民间和基层医院常常埋藏有真正高水平的中医而不为大家所熟知。我们应认识到中西医学术的不同之处，中医学之所以历数千年而延续至今，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贡献，靠的就是疗效，中医之生命在于疗效，因为“疗效是硬道理”。其“简、便、验、廉”在当今社会的农村基层和城市社区有着更强的生命力【这一点正在丧失，中药也不便宜了。煎熬中药很多人嫌麻烦，而且中药的口感很多人不喜欢。鉴于当今中医高手越来越少，如果病人历尽“千辛万苦”之后吃了中药却没有效果，有的病人就要开始骂人了】。中医师的成才和发展在广大的基层大有可为，各类疾病的广泛接触是锻炼青年一代中医临床人才成长的最佳土壤【事实确是如此。可惜谷老先生自己也身在中医院肾病科。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却是另一回事啊】，而大城市医院的过细分科并不利于中医水平的真正全面提高。当前大型中医院的中医师多已成为专科医师，而历代中医大家有几个不是“全科医师”？因为过细的分科并不利于中医整体观念指导下的整体调治的实施，其实，当前西医中的有识之士也已认识到各顾自己一亩三分地所带来的弊端，开始提倡并实施全科医师的培养。
四、旁及传统文化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医学赖以产生、发展、壮大的土壤。天文、地理、人文、先秦诸子、儒释道家学说等均对中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周易》是儒家经典，被称为群经之首，对中医学产生过重大影响，中医学“气”的概念，起源可上溯周易。佛家、道家学说对中医思维、治则治法均产生过较大影响，至今读之仍常有启迪。中医学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该孤立的研究，而应注重其医学与人文的双重属性，让中医学回归其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有助于全面理解和继承、发展中医学。
在繁忙的诊务之余，我常常翻阅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这既是个人业余爱好，又能对学习中医有所裨益。一方面可增加知识，开阔视野，颐养性情，另一方面能追根溯源，加深对中医学理论的理解和认识，拓展辨证论治的思路，对提高自身修养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中医学与传统文化方面也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文章。中医的真正发扬光大离不开中国文化复兴的大背景。近年来，我对与中医学有关的历史文物进行了收集和整理，相信这些业余工作将会对中医文化事业的发展有所帮助。
结语
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我虽临床多年，然自感在中医学这个宝库前，只不过一只脚在门槛内，另一只脚还在门槛外【谦虚啊】，所知甚少，所学甚浅，但仅凭在海滩上捡到的几个贝壳，就足以让我体会到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我愿在原滋原味的中医学宝地里继续耕耘，在繁忙的诊务中，不断锤炼、提高自己的辨证论治水平。别无他求，仅此而已。
（张梅红、谷万里 协助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