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李克绍教授逝世十周年
谷越涛 口述
（谷万里、张梅红 整理）
近日拜读由山东科技出版社出版，李树沛、姜建国编撰的先师李克绍教授的巨著《李克绍医学文集》，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当年与恩师的历历往事浮现眼前。一代医学大家、伤寒巨擘留给世人的，除了这见诸百万文字的医学结晶，还有他诲人不倦、诱掖后学、传道授业、传承薪火等诸多方面的感人事迹，使我终生难忘。
我于一九六二年考入山东中医学院医疗系六年制本科，那一年我们国家刚刚渡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开始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大批高等院校下马，或压缩高考招生人数，是解放后全国高等院校招生数量最少的一年。而那一年的高中毕业生人数，却是解放后全国最多的。因此该年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是解放后最高的。山东中医学院只招了我们这一个班，仅五十人，所以我们班的同学都深知考上之不易，学习劲头很大。但大一的下半学期，刚开的由李克绍老师讲授的《伤寒论》课，讲了约三分之一，我突然患了麻疹病，大龄得麻疹，疹子难外透，合并肺炎，住院一个月，功课耽误了不少。幸好六三年全国开展学习雷锋的活动，我的各科笔记，都有同学分工，给我补记。出院后，一边学新课，一边补旧课。别的课都好补，唯独伤寒论难补。光看书、看笔记，有不少地方还是弄不明白，问同学，也难以得到解答。有的同学还不以为然的说：“你弄那么深干什么！”但我总不想马虎了事，就在课前课后，或李老师在自习时间到教室时，抓紧问问题。但李老师并不马上给你回答，他总是先问你几个为什么，你是怎么想的，利用启示的方法，引导你自己去分析、思考，实在解不开了，他才条分缕析地给你解释。我往往被问得满头大汗，但当最后豁然明白了的时候，得到的却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学问。那情景，到现在还记忆犹新。真是因祸得福，一场病，使我耽误了部分伤寒论的听讲，但在李老师循循善诱的教导下，一个一个难点，把我引向了伤寒论的堂奥。有的同学知道我在伤寒论上下了功夫，在遇到问题时，因惧于李老师的严肃诘问，往往先来问我。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李老师讲课，措辞严密，逻辑性强，板书条理清晰，这一些，我都一字不漏地像拍照一样做好笔记。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东西，有的同学可能忽略了，那就是他对板书内容的解释、补充、旁征博引、所举的典型病例、逸闻趣事等等，这些，我都用红笔记加注在板书内容的旁边，也是一句不漏，像录音机一样，这些都是非常重要、非常珍贵的东西，是李老师的宝贵经验、心得体会，是老师思维火花的偶然迸现，是某些深奥医理的瞬间感悟，也可以说，是李老师对伤寒论天机的不经意间的泄露。正是这些东西，多少年来，一直指导着我的临床，并收到了预期的疗效。所以，我敢说，李克绍老师对伤寒论的解释最正确，能得到临床实践的验证，这是他综合历代伤寒注家的解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并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总结出来的科学解释，也是为我的多年临床实践所证实的。
在我以后与李老师的多年接触中，有时谈起这些用红笔做的旁注内容时，有些东西他也记不清了。他反问：“是吗？我是那样讲的吗？”我说：“是的，是那样讲的，一点都不差。你当时的表情、手势怎么样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李老师听了哈哈大笑：“没想到你记得那么清楚，那么详细，有机会我看看你的笔记。”
李老师把我领进了伤寒学，促使我在伤寒论的学习上多下了一些功夫，临床中应用经方较多，体会也较多。每次去拜见李老师，见面后三句话不离本行，开门见山我向李老师汇报应用经方的体会，李老师微笑着静静的听着，随时插几句，评点几句，这可是画龙点睛之语，我都随时用笔记下来。有时，李老师把他刚发表的文章送给我，把正在写的草稿给我看，还谦虚地征求我的意见，其实，这正是我再学习的好机会。
一九七七年初，李老师的《伤寒解惑论》草稿写出后，先拿出来让我看，认真的、谦虚地说：“你拿去看看，有需要修改的、补充的，尽管提出来。”我如获至宝，多好的学习机会呀！我一边认真的看，一边抄，一边把我的不成熟看法写出来，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这是李老师最早的一部专著，也是最能集中的反映他学术思想的代表作。他对我说：“我的主要观点都在里面了，尽管写了这么多，最主要的是‘前驱期’的提法……。‘古为今用’部分，你用经方比较多，多补充些典型病案。”我所补充的病案，后来都见诸于这本著作了。事前，我已在给李老师的信中说明：“这些验案都是在您的学术思想指导下取得的，请一定不要写上我的名字。”但李老师还是一一注上我的名字，这是对我在学习伤寒论上的肯定和鼓励。当我把原稿送回李老师后，李老师很快就给我回了信：“谢谢你对本稿看得是如此仔细，连个别错字都详为指出。所指出的共有24点，大部分都很正确，都已照收。只有几点，再向你说明一下……，其余，全部照收。”多么谦虚博大的胸怀，如此看重他的学生的管窥之见，这使我在伤寒论的研究和应用中，受到很大鼓舞。
《伤寒解惑论》即将付梓前，我又一次去拜见李老师，那时他还住在简陋的红砖平房里，我们在门前用一块小水泥板架起的“茶几”旁交谈。他说：“出版社不想用这个书名子，提出来叫改改。”我问：“为什么叫改书名？”他说：“嫌这个书名不好理解，不通俗，出版后影响销路。”我说：“出版社想叫改成什么名字？”他说：“想叫改成什么‘伤寒论学习浅谈’、‘怎样学习伤寒论’。”我说：“这名字够通俗的，但不能反映书的内容。这本书并不是讲学习法的，而是对历史上在伤寒论的研究上存在的许多疑问，进行了详细准确的解释，的确起到了发蒙解惑的作用，名字不能改。”李老师坚定的说：“对，宁肯不出版，名子也不能改！”那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铮铮铁骨，再一次表露出来。
《伤寒解惑论》出版后，李老师用毛笔在书的扉页上写下“越涛存阅”四个字，赠送给我。他微笑着，用慈祥的眼光看着我：“越涛，这里面也有你的功劳。”我马上说：“不，不，我不过尽了点做学生的责任。”
《伤寒解惑论》出版后，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给予高度评论，为此，时任《山东中医杂志》和《山东中医学院学报》主编的丛林先生，汇集四面反响，八方评议，在《山东中医杂志》上予以摘要选登，其中也有我在写给李老师的信中对《伤寒解惑论》的一段评论，这些都不是泛泛的溢美之词，而是伤寒论研究者和经方实践者的真实体会和感悟。
一九八六年四月，文革后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各种学术活动逐渐开展起来。聊城地区中医学会准备召开一次全区中医学术交流会，我力主邀请李克绍老师来聊做学术报告。我负责来往接送和招待。学术会议安排在军分区大礼堂，到会人数之多，出乎预料，可说是空前绝后。李老师的胶东口音，成了交流的障碍，我马上到讲台上，对听不明白的字音进行“翻译”，使这次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李老师的学术报告对提高聊城地区的中医学术水平，起到了很大作用。
学术报告结束后，在招待所休息时，我备下笔墨纸张，请李老师题词留念。李老师提笔稍加思索，饱蘸墨汁，挥笔写下遒劲有力的横幅：“祖国医学，妙机其微，即是科学，亦有哲理，愿我同仁，朝斯夕斯，发扬光大，自强不息，造福人类，余日望之。”写毕，意犹未尽，自语着说：“我再给你写一幅。”不一会儿，我企盼的条幅展现在眼前：“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刚。”短短数语，体现了老师对学生的殷切厚爱，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刚强意志。会后，李老师又光临寒舍，他说：“我早想有机会来聊城看看你的住处、环境、生活情况。”闲叙之后，我又取出特备的留言签名本，请李老师签字，李老师给我写下了：“读破万卷书，才算学习；胸无半点尘，方可临床”的教导。写毕，他又给我讲解：“尘，是指各种条条、框框、成见、偏见、不成熟的经验，头脑里如果被这些‘尘’占据了，就不能面对千差万别的具体病人，进行细致入微的辨证论治。带着这些‘尘’去临床，你的头脑就僵化了，就不可能独辟蹊径，出奇制胜。可我们大多数医生胸中的‘尘’都比较多，那在临床上是很难搞出名堂的。”老师的题词，我一直悬挂室中，成为我一生的座右铭，激励着我穷毕生精力，去探索祖国医药学这个伟大宝库。在40年的临床实践中，我不断实践着李克绍教授的《伤寒论》学术思想，用“以最少的药味和剂量，取得最佳的临床疗效”来要求自己，反复锤炼中医的辨证论治水平，善用经方、屡起沉疴，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发表了多篇有关《伤寒论》的学术论文，其中《热入血室证》一文被选入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教材第五版《伤寒论讲义》中。
一九九六年七月四日上午10点，我正在病房查房，得知恩师于七月二日病故的噩耗，我立即交待了工作，马上乘车赶赴济南，去参加恩师的追悼会，在千佛山医院见了恩师最后一面。一代伤寒大师与世长辞了，他留下的以《伤寒解惑论》为代表的大量著述，成了伤寒论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从一九六二年考入山东中医学院，入道学中医，到今天整整四十四个年头了。从只知道甘草甜、黄连苦，到今天成长为一名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工作导师、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除了自己的辛勤努力、刻苦学习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站在了李克绍等医学大家的肩头上，才得以崭露头角。但我深知，在中医药学这个伟大宝库面前，我还仅仅是一只脚在这个宝库门槛的里边，另一只脚还在门槛的外边。一方面为能在汪洋大海般的宝库的海滩上，有幸捡到几只美丽的贝壳而欢欣鼓舞，一方面又为我至今尚未能窥见这伟大宝库的全貌，而深感内疚和遗憾。我只有努力发扬前辈的敬业和拼搏精神，在有生之年，为祖国医药学的继承和发扬鞠躬尽瘁，才不辜负他们的谆谆教导和辛勤培养。
